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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善于用“方言”講好故事

發布時間:2018-01-23  來源:   查看:

——以北京印刷學院“紅色出版史教育活動”為例

發布時間:2018-01-22作者:高楊文來源:《北京教育》雜志

摘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提升工作實效,不僅要解決話語體系不對接的問題,而且要解決教育内容沒個性的問題,用“方言”講有鮮明特點的好故事,就是解決問題的一條重要途徑。以北京印刷學院“紅色出版史教育活動”為例,闡述了用出版“方言”講紅色出版故事的實踐探索。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方言;故事

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提高宣傳引導水平時明确指出:“講好故事,事半功倍”。講好故事之所以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是因為故事性的東西有具象化的特征,讓受衆可感、可知,易于入腦、入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善于用與學生親近的學校、學科、專業的“方言”,講與學生親近的曆史、人物、事件、組織的好故事,用“方言”講好故事易于拉近與學生之間的距離,使學生在聆聽故事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吸收故事中蘊涵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鈣”。本文以北京印刷學院“紅色出版史教育活動”為例,談談自己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用“方言”講好故事的理解。

用什麼“方言”,講什麼故事

要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首先要解決學生願意聽和聽得進去的問題。當前,思想政治教育學生不願意聽、聽不進去的症結在于話語體系不對接、教育内容沒個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用“方言”可以解決話語體系不對接之症,講好故事可以解決教育内容沒個性之症。

1.用什麼“方言”

“方言”必然有特點,這種特點來源于學校的辦學特色、來源于學科專業的知識體系、來源于學生的日常話語。這種由辦學特色、知識體系、日常話語相融合形成的“方言”,就是學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個性話語體系,隻有用這種個性話語體系與學生對話,學生才有可能願意聽、聽得懂、聽得進去。因此,從話語體系對接的角度來看,思想政治教育必須在與高校實際結合上尋找切入點,而且這種切入點是現實存在的,辦學特色是每一所高校都有的、不同學科專業知識體系都有所差異,這些就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底色。隻有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色和高校自身的底色完美結合,才能打造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學校以服務新聞出版行業為主要辦學特色,學科專業圍繞出版全産業鍊設置,學生主要在現代傳媒類單位工作,從話語體系角度來分析,具有鮮明的“出版”話語特點。因此,學校在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倡導用“出版方言”,探索以“書”為載體,以“讀書、做書、傳書”為主要途徑的思想教育新模式,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2.講什麼故事

故事必須有個性,這種個性應該基于高校自身的底色,既可以從高校辦學特色、辦學曆史、大學精神等方面挖掘有思想内涵的、面向全校學生宣講的故事,也可以從學科專業領域挖掘與思想政治教育有關的故事素材,把思想教育與專業教育、與第二課堂教育有機融合。從思想政治教育講好故事的角度來看,可以以曆史發展為主線,挖掘學校服務社會某領域的發展曆史、學校自身辦學曆史、學科專業發展曆史中,著名人物、重大事件、重要機構等方面的典型素材,編寫成故事,在學生中傳播。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曆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加強黨史、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教育,引導廣大師生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堅定信仰者、積極傳播者、模範踐行者。高校可挖掘的個性化曆史中,就蘊涵或者從某方面反映着黨史、國史、改革開放史和社會主義史。“紅色出版史教育活動”是以1921年—1949年中國共産黨的出版史為主線,通過挖掘代表性出版物、著名出版人、重要出版機構、與紅色出版有關的革命事迹等素材,編寫并形成系列紅色出版故事,并在學生中宣講這些故事。

用什麼形式,講什麼内容

用“方言”講好故事,隻有“方言”和故事是不夠的,還必須考慮采取什麼樣的形式,具體講什麼樣的内容。形式要根據學生的學科專業特點來選取,内容要根據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來遴選。“紅色出版史教育活動”根據新聞出版類學科專業的特點,把出版史中蘊涵的黨史、國史、革命史、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觀等内容,融入到一個個紅色出版故事中,通過挖掘、整理、編寫、傳播與代表性紅色出版物有關的史料,使學生在參與的過程中受教育。

1.用什麼形式

用“方言”講故事的形式包括組織形式和傳播形式,組織形式決定着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有效開展,傳播形式決定着思想政治教育能否達到預期效果。

一是組織形式。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開展,必須依托于一定的組織形式,否則再好的方案也無法落實。高校的課外教育活動,通常都是依托黨支部、團支部、學生會、學生社團等,但是對于思想性較強的教育活動,單由學生組織來實施,會存在一定困難,必須有教師的直接參與和指導。“紅色出版史教育活動”依托共建教師黨支部與學生黨支部,由教師黨員指導學生黨員開展史料的挖掘、整理和編寫工作,學生負責查閱資料、編寫故事,教師負責資料的審核,重點從史料真實、政治正确、語言通順等方面把關。活動選取了百餘種有代表性的紅色報刊,每名學生黨員負責一種報刊,共有百餘名學生黨員參與;每名教師黨員負責指導兩名學生黨員,共有五十餘名教師參與指導。為了切實推進活動的開展,學校還成立了由黨務幹部、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從事出版史研究的教師組成的指導小組,負責整個活動的組織協調和理論指導。為了調動學生參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學校将該活動納入思想政治理論課和黨員教育的考核,學生參與該活動的表現作為課程考核和黨員考核的直接依據。正是由于組織保障到位,“紅色出版史教育活動”各項任務才能得以紮實推進。

二是傳播形式。任何一項教育活動,直接參與者畢竟是少數,要擴大活動的受益面,就必須廣泛傳播。“紅色出版史教育活動”采取“線上+線下”“課外+課内”的形式,在新聞出版類專業師生中廣泛傳播。“線上”就是通過黨員教育微信公衆号“新聞出版先鋒号”推送學生黨員編寫的紅色出版故事,要求所有師生黨員閱讀故事後,跟帖發表一百字左右的讀後感,并把跟帖情況作為黨員考核的一項指标。“線下”就是參與史料挖掘和編寫的百餘名學生在自己所在班級、所在支部開展紅色出版故事的宣講,評選出的優秀故事編寫者在新生、學生黨課上宣講紅色故事。“課外”,指的是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形式,實現學生的全員覆蓋。“課内”,一方面,把學生挖掘的史料、編寫的紅色出版故事,作為出版概論、出版史以及思政課等課程教師授課的基本素材,作為教學内容加入教學大綱中,進一步提升課堂教學的思想性和針對性;另一方面,在學生編寫紅色出版故事的基礎上,組織教師團隊編寫紅色出版史、馬克思主義出版觀的教材,并開設相關課程,切實把課外教育活動的成果轉化成課堂教學的内容,形成具有新聞傳播類學科專業特色的思想教育課程。

2.講什麼内容

用“方言”講好故事,内容是決定性因素,而個性是對故事内容的基本要求。“紅色出版史教育活動”是把黨史、國史、革命史以及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觀等思想政治教育的通識性教育内容,融入到出版物、出版人、出版機構、刊登名作、紅色故事中,充分體現故事内容的出版個性。

一是出版物。出版物既是思想、文化傳播的載體,也是曆史發展的重要物證。紅色出版物在中國共産黨成立前及其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傳播、土地革命時期的革命宣傳、抗日戰争時期的救亡宣傳、解放戰争時期的戰鬥宣傳等方面,成為中國共産黨對敵鬥争的重要武器。因此,講紅色出版物的故事,其實就是在講近代中國史、思想史、革命史和中國共産黨黨史。“紅色出版史教育活動”要求學生從紅色報刊的創刊背景、辦刊史、發刊詞、欄目設置、刊登名作、社會影響等方面,收集一整套反映該報刊全貌的文獻資料,編寫一篇介紹該報刊的故事材料。通過講出版物自身的故事,來講述該出版物所能反映的曆史。例如:《新青年》雜志可以反映中國共産黨成立前及其早期馬克思主義思想傳播的曆史;《解放日報》可以反映中國共産黨領導解放戰争的曆史。

二是出版人。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甯,再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共産黨的領袖人物和革命家,都曾經有過辦報辦刊的經曆,而且在辦報辦刊、為報刊撰稿、指導報刊工作的過程中,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觀。以周恩來同志為例, 從1914年創辦《敬業》雜志開始,其先後在《校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覺悟》《少年》《益世報》等報刊從事過主編、編輯、兼職記者等工作,領導《新華日報》《抗日救亡報》開展過對敵輿論鬥争,還對《人民日報》《參考消息》等刊物的新聞報道工作進行過指示,在從事相關出版工作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新聞真實、群衆辦報、改造社會、鬥争利器、人民喉舌、尊重事實”等新聞傳播思想。“紅色出版史教育活動”要求學生梳理中國共産黨的領袖人物和紅色報刊主編從事新聞出版工作的經曆,整理他們的新聞出版思想。通過講述出版人的故事,在學生中弘揚老一輩的革命精神,普及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觀。

三是出版機構。紅色出版機構的發展受革命形勢直接影響,一方面,會随着共産黨的戰略重點轉移而轉移,如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紅色中華通訊社,作為中國共産黨領導下成立最早的新聞機構,承擔着《紅色中華報》的出版任務。1934年10月,其随中央紅軍開始長征,轉移到了延安。另一方面,也會根據革命形勢變化,轉入地下開展出版工作,如1921年9月在上海創辦的中國共産黨第一個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大革命失敗,工作也不得不轉入地下,成為中國共産黨曆史上第一個地下出版機構。另外,有部分紅色出版機構在國民黨當局的查封、迫害下,無法繼續辦下去,而不得不關閉。據統計:僅1941年國統區被查封的報刊就超過了五百餘種,相關出版機構不得不關閉。因此,梳理出版機構的發展曆程,不僅可以反映該出版機構存續期間革命史的發展,而且也能反映當時的革命形勢,更能反映革命戰争年代中國新聞出版事業發展的政治環境。通過講出版機構的故事,可以讓學生了解新聞出版事業的曲折發展曆程。

四是刊登名作。紅色出版物尤其是時效性較強的報刊,會刊登大量中國共産黨的領袖人物以及革命家的作品,其中部分作品會成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名作,梳理這些名作,可以了解刊登該名作期刊的社會影響,閱讀這些名作可以學習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成果。例如:抗日戰争時期,中國共産黨的機關刊物《解放》刊登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和劉少奇的《論共産黨員的修養》;黨内刊物《共産黨人》發表過毛澤東的《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這些作品都成為曆史名篇。“紅色出版史教育活動”要求學生全面梳理所負責報刊上刊登過的名作,并篩選出一篇進行學習和宣講,在了解名作發表曆史背景的前提下學原文,更有利于學生對名作思想内涵的理解。

五是紅色故事。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有兩條戰線:一條是握槍杆子的“武裝鬥争戰線”;另一條是拿筆杆子的“輿論鬥争戰線”。奮戰在第二條戰線上的新聞出版人,也有諸多可歌可泣的紅色故事,這些紅色故事也彰顯着老一輩新聞出版人的革命情懷和專業精神,值得當下的新聞出版人學習。例如:“太行新聞烈士紀念碑”是為了紀念1942年5月日軍掃蕩八路軍總部時,犧牲的華北新華日報社社長何雲等46位新聞出版工作者,此次事件是中國共産黨新聞出版史上最悲壯的一頁,其一次性犧牲人數最多,占到了新華社在整個抗日戰争中殉職新聞出版工作者人數的近二分之一。何雲同志帶領報社工作人員在反擊日軍“大掃蕩”,在處境極其危險的情況下,一面同敵人周旋,一面堅持出版《新華日報》(華北版),并向延安新華總社發戰報,直到被敵人重重包圍,受重傷而犧牲。何雲等太行新聞烈士的故事彰顯出老一輩新聞出版人不怕犧牲的大無畏精神。“紅色出版史教育活動”要求學生挖掘和整理與出版物、出版人、出版機構有關的紅色故事,或者出版物上曾經報道過的紅色革命故事,并用這些紅色出版故事來教育學生。

什麼人來講,會有什麼效果

同樣的故事,同樣的内容,不同的人來講,效果會有一定的差異。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教育效果,“紅色出版史教育活動”按照學生在參與過程中所受教育的思路,讓學生用出版“方言”來講紅色出版故事,在查閱資料、編寫材料、宣講故事的過程中,不斷深化和鞏固教育的效果。

1.在查閱資料過程中學習

文獻檢索是紅色出版史教育的基礎,學生需要檢索與所負責期刊有關的所有文獻,包括直接文獻和間接文獻。對于檢索到的文獻,學生要在認真閱讀的基礎上,篩選出編寫出版物、出版人、出版機構、刊登名作、紅色故事所需要的資料,并對資料進行分類整理。查閱資料的過程,不僅鍛煉了學生的文獻檢索和資料整理能力,而且使學生對所負責期刊有關的曆史知識有了全面的學習和了解。

2.在編寫材料過程中理解

編寫材料是“紅色出版史教育活動”的關鍵,學生需要在充分理解所收集材料的基礎上,根據體例要求編寫一套文字資料。用500字~1,000字介紹該刊物從創辦到停刊的發展過程、該刊物的欄目設置、該刊物的影響和貢獻;用五百字左右介紹該刊物出版機構的概況以及社會影響;用一千字左右介紹編輯隊伍概況,重點介紹主編從事新聞出版工作的情況及其對新聞出版工作的觀點和看法;梳理在該刊物上發表過的著名作品,并篩選1篇作為代表作品;編寫一個1,000字以上的紅色故事。編寫材料的過程,不僅鍛煉了學生的總結提煉能力和文字表達能力,而且促使學生對有關曆史知識進一步理解。

3.在宣講故事過程中深化

宣講故事是“紅色出版史教育活動”的重點,學生需要在班級、支部,甚至是新生入學教育、黨課教育中,宣講自己編寫的紅色出版故事。要使宣講有好的效果,學生必須自己對故事有深刻的理解,用生活的話語吸引同學,用豐富的情感打動同學。宣講故事的過程,不僅可以鍛煉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而且可以使學生對曆史知識的理解更加深入。

“紅色出版史教育活動”用出版“方言”講紅色出版故事,既有很濃的新聞出版學科專業底色,也有很強的國史、黨史、革命史等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色,而且把思想政治教育與學生綜合素質培養有機結合,切實增強了教育活動的吸引力,學生的參與熱情很高,為教育活動取得預期效果提供了基本保障。(作者:高楊文,單位:北京印刷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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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傅柒生,李貞剛.紅色記憶:中央蘇區報刊圖史[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1.

《北京教育》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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